地暖分水器结构、安装和地暖分水器价格介绍

[9][1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孔教会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74。

[36]《春秋繁露·基义》，《董仲舒集》，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278页。汉景帝时任博士，武帝继位，举贤良文学，董仲舒对以天人三策，提出了建立大一统的封建专制政权的意识形态的建议，对汉代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文化政策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阴阳之道的内在秩序规则为阳制约阴，阴兼于阳： 凡物必有合。第二，儒学有强烈的政治诉求，一直希望能够发挥其政治作用。[⑨]告诫汉统治者：要放松对社会的控制，尤其是在思想文化方面，更应实行德政和教化。[⑨]陆贾著，王利器：《新语校注·无为》，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2页。但是，等到建立了统一政权的汉初，儒家的理想主义不得不向现实主义靠拢，儒家的思想学说不得不向政治意识形态倾斜。

另一方面，又绝不能夸大这种影响，以为陆贾、贾谊甚至韩婴的思想可以划为黄老派或新道家。这是对以法家思想为依据的秦的法治实践的完全否定。种种控制核武器扩散的努力反而鼓励了许多国家加速谋求核武器。

(5)吴澄《道德真经注》曰：道犹路也，可道，可践行也。(1)老子的方法论首先是一种非常理性的甚至可以说是极端理性的思维方式，它极其强调风险规避原则，这一点与当代博弈论不谋而合，应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操烛者，可道之道彰也。简单地说，作为思想对象的事理都是可说的，而作为想象力对象的意象才是不可说的，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首先，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比较开放的分析策略，对古典文本的意义解释不要求必然之论，而是允许多种可能解释。现在的问题是，那些在语文上似乎都有理由的解读往往在思想语法上存在可疑之处，读起来语文是通顺的，思想却不太通顺，甚至上下意思不连贯，不知究竟所指何意，更不知老子为什么要说那些貌似高深莫测的话。

总之，在先秦时期，道合适解为践行之意的例子颇多，而合适解为言说之意的例子并不多见，而且还都缺乏必然性，通常也能够合理地解为践行。水是老子在论述方法论时的基本隐喻，所谓上善若水。尽管误读有的时候可能是积极有益的，因为它或许能够产生意想不到的新意，但我们仍然需要注意艾柯(Umberto Eco)对过度诠释(over-interpretation)的批评②，就是说，也许一个文本潜在地蕴涵着无限衍义(unlimited semiosis)的可能，但那些无限衍义毕竟不能超越作品意图而变成离谱的过度诠释，否则就不再是积极的误读而是犯规了。不过，无为并不是说真的一切事情都不做，而是说，做事情要采取最保守的态度和做法，也就是尽量符合自然

这段话其中的道往往被解为说，这也似乎有些勉强，因为只要对应前文君子道者三即可知道后面的道应该是做的意思。河上公的理解与严遵类似，进一步把可道之道明确为规章制度。中国思想家很少脱离行的领域去讨论知的问题(名家算是例外)，行的问题实为中国思想之核心，这一点也决定了中国思想家所关心的存在论问题同样总是与行的问题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行的问题不仅界定了知的领域而且也界定了在的领域，其基本精神是，如果一个知识论问题或者存在论问题不能落实在行为问题上，那么就不是一个根本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的存在论并不是关于在者的本质研究，而是一种作为方法论的存在论(methodological ontology)。有者，说明的是万物之成形状态。

(6)一直到王夫之《老子衍》都保持这种传统解法：可者不常，常者无可……是故不废常而无所可。(2)严遵《老子指归》曰：可道之道，道德彰而非自然也。

当然，中国思想传统中也有关于不可说问题，但主要是关于美学意境的。既然道已经被宣告为不可说的，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这里很容易想到维特根斯坦对不可说问题的处理，维特根斯坦承认，那些最重要的问题是不可说的，因为它们构成了我们能说的能力界限，在界限那里，我们就只能到此为止了。

总之，在先秦时期，道合适解为践行之意的例子颇多，而合适解为言说之意的例子并不多见，而且还都缺乏必然性，通常也能够合理地解为践行。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个以行为本的原则注定了中国思想以facio(我行)为焦点而不是以cogito(我思)为焦点，因此，在(to be)的问题就表现为做(to do)的问题(关于facio ergo sum问题的分析详见我的共在存在论一文，参见《哲学研究》2009年第8期，在此不论)。考虑到老子是思想家，因此，读出其中的思想性意义是很有必要的，至于读出什么样的思想意义，则可以争论。例如：(1)韩非《解老》曰：理定而后物可得道……而常者无攸易无定理。因此，荀子这句话更应该解为君子遵从常理而小人盲从谬论。

这种解法把老子博大的形而上学、政治与道德思想问题收缩为知识论问题，甚至是神秘主义知识论问题，从而导致对老子的片面和狭隘的理解。凡可明确定义之名，就不是普遍概括之通名。

不过，按照现代或后现代理论，据说读者有权利按照他的偏见对文本进行误读，也就无所谓绝对意义上的对错。对象是一个在场的但却只是被看的、由我的主观性来做主的现象，而对手不仅在场，而且在局中与我互动，所以说，卷入与我的关系之中的事物并非一个为我所定、唯我是从的知识论对象，而是一个有可能与我共谋、或与我作对、或与我共变、或甚至改变我的存在方式的对手。

几乎所有现代的解释都把它解读为可说的道就不是永恒的道，或者非常类似的意思。从今天的思想去看，老子的方法论具有重大意义，它是人类关于如何应对复杂情况、不确定情况以及风险考虑的最早探索，而所谓复杂思维在今天正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沿理论问题。

希腊所谓physis，大概相当于自然之道，如果表现在人的问题中则属于人之本性的原理。关键问题是，什么才是合理的创造性解释。我们知道，全球化的复杂运动正在使世界无政府状态的无序乱世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料和难以控制，传统思维和传统策略似乎都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要从有形实在的原则去看待万物各自的限度。

我坚持认为，按照老子思想的逻辑，可道应解为可因循。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这两者是同一个道理的两面表达，同样都在说明世界万物之不可思议，而此种不可思议也是不可思议的，这是理解所有奥妙的入门。Absurdum的意思是对于我们的知识能力而言是荒谬的，所以荒谬，是因为超过了我们的知识能力，是知识论上的荒谬而绝不是存在论意义上的荒谬，因此就是不可思议的意思。

至于佛教给中国思想注入了某种不可说问题，这是后话，与先秦语境无关。中国古人的知识追求与超验问题无关，基本上是以生活问题为界，即使是那些关于自然万物普遍原理的想象，比如阴阳五行之类，也是关于生活知识的艺术注释，绝非科学探究。

这一点意味着老子思想有着巨大的潜力。作为道篇首句的道可道非常道关系到对道的根本理解。如果按照当代观点来看，老子的思想(连同兵家思想)蕴含着相当于当代博弈论的思想，甚至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博弈论，它与当代主流博弈论的思路既有不谋而合之处又有深刻差异。我这里的读法是神妙的引申义，根据是这样的：(1)没有比无和有更基本的概念了，因此它们是不再需要进一步理由的概念。

(1)老子的方法论首先是一种非常理性的甚至可以说是极端理性的思维方式，它极其强调风险规避原则，这一点与当代博弈论不谋而合，应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要从无定无实的原则去理解世界本质上之不可测。

无独有偶，古希腊哲学中关于physis和nomos的争论虽与儒道之争在具体内容上多有不同，但在问题上和思路上却有某些共通之处，可供参考。种种的中东和平计划反而使和平变得越来越渺茫。

那种神秘主义式的误读是在现代才变成流行解法的，尽管这种误读或许与魏晋玄学和佛家观念多少有些渊源，但恐怕与现代西学(知识论问题和知识论神秘主义)的影响有更多关系。总之，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那些更高的(the higher)或隐藏着的(the hidden)万物之理的知识论兴趣非常有限，而更多地关注那些道不远人、亲身可即的万事之理，特别是政治、社会、生命和生活之理。